家族地产构建方式则是土 地私有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性体现

来源:日期:2022/08/03 浏览:185

前言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的重要性无可替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都不断有人试图将土地控制在家族内部,从而引发土地的家族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土地家族化的基础是家族共同体对土地的占有控制,共同体的权利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但在近代英国,情况却并非如此。

13世纪以来,英国的土地一直属于个人而非家庭团体。到了16、17世纪,土地的私有化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家族地产在英国的大规模出现,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两件看似矛盾的事情,在当时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其本质又是什么?这将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关于近代英国的土地家族化现象,学界缺少直接的讨论,但一些间接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帮助第一,有关英国家庭财产问题的研究。劳伦斯·斯通、艾伦·麦克法兰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家产继承、分配等若干重要领域。哈巴谷书、斯普林、邦菲尔德等人对严格授产制的研究尤为重要。

严格授产制为家族地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与家族地产的兴盛相伴相生。第二,明格、汤普森等人关于英国土地社会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第三,判例集与霍尔斯沃兹、辛普森等人的法律史著作,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解读依据。

第四,一些有关中国古代家族地产的基础研究,也是本文的参考依据。中国古代的家族地产曾给笔者留下了先入为主的印象,这让笔者曾对近代英国的情况产生误解。

但也正是为了搞清楚这种差异给笔者造成的困惑,才有了本文的研究。以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家族地产为参照,将为本文提供一个理解近代英国社会的他者视角。一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家族地产在16—18世纪,弗尼家族对土地的长期控制,令人印象深刻。15世纪末,拉尔夫·弗尼在白金汉郡的中克雷登置下家族最初的地产。

此后,家族的地产不断扩大,到1600年老艾德蒙·弗尼去世时,已经囊括了哈特福德郡西北和白金汉郡中部的大片土地。

老艾德蒙临终时将土地平分给了儿子弗朗西斯和艾德蒙,但弗朗西斯擅自卖掉了自己的份额,让整个家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此后,艾德蒙和长子拉尔夫前后经营了半个世纪,才逐渐恢复了地产的规模。

在拉尔夫去世时,由于他长子一支很早就血脉断绝了,所以土地落入他的二儿子约翰手中。在之后的百余年间,土地依长子继承制在这一支传承。

最终,当整个家族的男性继承人尽失,土地才落入外姓人之手。法学家马太·黑尔曾说,家族地产与长子继承制相结合,对于巩固统治阶层意义重大。如果没有这套制度,当世的大家族会在几代之后面目全非,从而威胁国家根本。

老艾德蒙父子违背常规的土地处分方式,确实差点毁掉了家族的基业,似乎印证了黑尔的说法。理论上来说,个人的土地权利越大,滥用权利的危害也就越大,不利于家族对土地的长期控制。为了减小这种风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限制个人的土地权利———而这正是中国古人的思路。

在弗朗西斯·弗尼卖地的时候,家中尚有继母、未成年的弟弟以及两个负债累累的叔叔。如果放在中国古代,个人受制于家族共同体,亲属们有能力联手阻挠有损家族共同体利益的买卖。而基于相似的价值观念,这块土地也不容易找到买家。即便交易侥幸达成,家族共同体也可以通过官府追讨土地,维护家族利益。

在这类纠纷中,官府的角色只是一个更有权威的调停者,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与家族遵循着同一套源远流长的血缘逻辑。

在这套血缘逻辑中,子孙是父祖人格的延续,宗族是祖先生命的延长与扩大。所有的家族成员都系于同一棵血缘树上。相较于人的个体性,每个人在家族祭祀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更值得关注,土地分配的具体方式也正是由此决定的。

在这套血缘逻辑中,个人的土地买卖关乎血缘家族共同体的利益,因而也受到家族共同体的影响和制约。在近代英国,土地权利的高度私有化,却和大规模的土地家族化现象同时存在。

一方面,随着封建制的逐渐衰落,英国的私有土地产权在17世纪初步确立。

在之后的数百年间,土地私有化进程还在不断向前推进,地产主们手中的土地产权日益完整明晰。另一方面,土地市场却在英国革命后走向低迷。许多家族成功建立起对核心地产长期而有效的控制。比如,在赫特福德郡,西布赖特家族的地产从1690年延续到了1880年;

在北安普顿郡,罗宾逊家族的地产从1599年延续到了1813年;至于同郡的奈特利家族,对于福斯利庄园等地的掌控,更是从1534年延续到1914年。可见,在私有土地产权不断得到强化的历史阶段,英国人仍能有办法避免后代滥用权利,维系家族对土地的长期控制。其中的关键,就隐藏在一个个土地权利分配契约中。

17世纪初,柴郡的彼得曾将多块土地授予妹妹玛丽与妹夫汉弗莱·麦克沃思。他与夫妻二人签订了一份非常复杂的权利转让契约,部分土地收益由夫妻二人终身享有,然后作为寡妇产,留给他们的后代;

部分土地收益由汉弗莱终身享有,之后限定只能由玛丽的儿子们依次继承;部分土地收益由夫妻二人共享,但每当有孩子出生时,他们都要在规定时间内从中扣出一笔款项,作为留给孩子的定向经费;

如果玛丽早逝,且二人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汉弗莱则需要从土地收益中逐年扣出一笔款项,积累起来作为女儿未来的嫁妆;如果夫妻二人想另行处置土地,需要得到彼得同意,并缴纳费用调整契约;如果他们违反了上述条款,彼得及其子孙、代理人有权收回土地。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彼得考虑了多种情况,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权利转让规则,以兼顾家人当前利益和家族的长远收益。他将回收土地作为最后的兜底条款,以确保土地不会外流。麦克沃思夫妇在得到土地后,同样也设计了一份契约处分土地。

类似的做法在当时的英国相当普遍。比如,在16世纪乔治·布鲁克、查尔斯·霍华德等人的遗嘱中,或者“莫尔诉帕克案”“多尔切斯特爵士诉埃芬厄姆伯爵案”“格里戈诉霍普金斯案”等判例中,都能找到这种契约。

在这些例子中,当事人通过财产契约将土地有条件地转让给家人。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对未来的风险进行预判,针对各种可能会损害家族利益、造成土地外流的情况,提前设计出相应的契约条款。

这种契约如同一条纽带,将若干家族成员在土地上的个体权利编织在一起。当它们按照契约规定依次占有使用土地,也就呈现出了家族对土地长期控制的表象。

可见,同样是追求家族对土地的控制,近代英国人的策略与中国古人迥异。

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权利会按照血缘逻辑,在家族成员之间被“共时性”分割。家族成员们的土地权利同时并存,彼此制约,谁都无法单独对抗家族共同体。但在近代英国,则是由地产主根据实际需要,将土地权利在一部分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历时性”分割。

这些前后相继的权利,会根据契约条款先后生效,使对应的权利人依次成为土地的主人。能够通过契约分配权利来创设家族地产,有两个重要的前提。其一,契约创立者的土地权利需要足够明晰、完整,并且要强大到能够超越时间,约束未来的土地权利人。

随着封建制的瓦解与私有土地产权的初步确立,这种构建家族地产的思路,契合了近代英国的土地私有化与土地产权明晰的大趋势。其二,法律必须能为这种契约提供足够的保障,使得契约中个性化的设计,在契约创设者去世后仍能得到有效落实———而当时英国的法律也能保证这一点。

比如,在前文提到过的案例中,麦克沃思夫妇曾从彼得手中获取土地。后来契约双方先后去世,而双方的后人则针对麦克沃思夫妇生前的违约行为展开诉讼,即1666年的“托马森诉麦克沃思案”。

为了搞清当事人的行为是否与权利相符,法庭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并援引先例对契约细节逐一敲定。最终法庭裁定,被告对于部分土地的处置涉嫌违约,原告有权将其回收,而其他土地则不受影响。综上所述,本文对近代英国土地家族化现象的实质与成因作了大致的梳理,

而通过与中国历史上的情况相对比,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代英国社会的他者视角,有利于消解由文化差异所引发的认知错位。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同一个概念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内涵,这给我们认识世界带来了极大挑战,也给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造成了极大的障碍。过去,国内学界曾就中西方的“封建”概念辨析,展开过长期广泛讨论。

在当今,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想要更准确地认识外面的世界,更好地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去,就需要我们架起学术的桥梁,打通认知上的隔阂。这就为今后中西历史比较研究视野下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提出了任务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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